都说研究生难考，博士生难毕业，高校博士生都可能面临延期毕业的窘境，通过一系列调查在这里分享一些基本结论和相关讨论：
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博士生离校调查大样本数据对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具体延期时间及其差异进行了量化研究，得出如下四点主要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在延期的博士生群体中，有48.15%的延期时间为一年，19.05%的延期时间为两年，而延期时间半年和超过两年的比例分别为13.01%和12.50%。
第二，从个体差异来看，性别方面，女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于男博士生，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在自然科学中，男性延期概率要显著低于女性;入学年龄方面，入学年龄越大，博士生延期的概率越高，且延期的时间也越长;选拔方式方面，硕转博、直博生这类贯通式培养博士生的延期率要明显低于普通招考类分段式培养的博士生，且博士生培养的贯通程度越高，则延期概率越低;出国(境)经历方面，在读期间有出国(境)经历博士生的延期概率要显著高于没有出国(境)经历的群体，且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学科中。
第三、从学科差异来看，人文学科大类中，历史学(45.05%)的延期率最高，其次为哲学(40.48%)和文学(39.52%)，艺术学(18.52%)延期率最低;社会科学大类中，教育学(44.44%)的延期率最高，其次为管理学(38.72%)和法学(31.79%)，经济学(27.23%)的延期率最低;自然科学大类中，农学(45.93%)的延期率最高，其次为工学(39.52%)和理学(38.95%)，医学(20.62%)的延期率最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与人文学科相比，农学博士生的延期概率显著更高，而社科和医学博士生延期概率则显著更低。
此外，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的博士生延期概率要显著低于非“一流学科”博士生，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
第四，从院校差异来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最低(37.06%)，而国科大和中国社科大博士生延期率最高(43.93%)，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在东部(35.79%)、中部(42.38%)、西部(44.99%)三大区域之间依次上升，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自然科学中，院校层次越高，博士生延期概率越高，但不同区域间延期率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相关讨论
首先，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直接取决于博士生学制长短的规定。我国博士生学制规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90年)的学制为2~3年，第二阶段(1990-2000年)的学制为3~4年，第三阶段(2000-至今)采取弹性学制的现象日益普遍。
一些学者对博士生的学制规定及变革方向进行了相关研究，建议未来改革方向应适当延长博士生学制并扩大弹性区间。
这需要相关部门协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特别要做好延长学制后博士生的资助、心理辅导、就业服务等辅助工作，确保博士生能够安心且专心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和研究工作。
其次，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也取决于学位论文选题的难度和挑战性。实行弹性学制有助于鼓励博士生选择难度更高、更具挑战性的选题，而不是仅仅为了顺利毕业而选择一些四平八稳、难度较低和挑战性很小的选题。
任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选题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培养单位应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宽松、容错的良好研究氛围，鼓励博士生能够静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为取得更具创新价值的成果创造内外部环境和条件。
第三，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不同的学科文化及学科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规律。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规律和产出周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必制定出整齐划一的培养年限和学制，而应该充分遵循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和导师(组)在博士生培养中的基础作用，任何外部培养管理方面的“规定动作”均应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而不宜采取由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式干预。
硬学科、软学科、纯学科、应用学科等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及学位论文撰写呈现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培养单位更具个性化、灵活性和动态性的培养过程及管理服务作为支撑。
第四，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直接影响到我国博士生培养的效率和质量。
理论上讲，博士生培养的高效率必须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而在很多时候，质量和效率之间又会产生矛盾性—过分追求高效率可能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而过分追求高质量又可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因此，如何能在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和效率两大价值取向之间取得平衡，努力达成高质量基础上的高效率，是未来亟待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博士生培养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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